英文非虚构大赛|扶霞、钱佳楠:在厨房、餐桌、街头捕捉世代

作为首届Sixth Tone英文非虚构写作大赛的衍生活动,2021年12月9日,第六声邀请了扶霞·邓洛普(Fuchsia Dunlop)和钱佳楠两位作家评委,以美食、家庭、“世代”为主题,举办了一次涉猎广泛的英文对谈。

本次跨越三个时区的线名来自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马来西亚、日本、新加坡等23个国家的观众实时观看、参与互动。不少观众表示,两位嘉宾的生动分享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动力和灵感,他们也得以通过活动对写作大赛有了更好的了解。

扶霞·邓洛普:我受邀来讲一些关于中国代际变化的观察。我1992年第一次来中国,1994年去成都居住。我的书《鱼翅与花椒》的读者反馈里,让我又意外又感动的是,我所熟知的90年代的成都,那些老街巷和摊贩,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,已然成为一种逝去的、怀旧的意象。

说到食物,过去三十年中国最显著、也最剧烈的变化是从稀缺到丰裕,甚至有了走向大量浪费的迹象,比如2型糖尿病之类与饮食紧密相关的健康问题——这在西方国家早已十分普遍。中国对这种浪费是警觉的,官方已经发起了反对铺张的号召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有次在北京吃饭,餐馆餐桌上有张小卡片,画着一碗米饭和一位农民田间劳作,配上唐朝诗人李绅的《悯农》,我恰好有本书就用了这个标题(Every Grain of Rice)。

中国人的厨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我去朋友家做客,比如我在大学里的老师,当时她的厨房十分简朴,没有装饰,只是个做饭的功能性的空间。现在,我一些朋友住进的新公寓里都会配备温馨华美的厨房。和朋友在厨房里闲聊也很舒服自然了。另外,过去没有烤箱,现在有些厨房已经有了,这样可选的食谱也更全球化,比如西式烘焙之类。我常在微信上和我的朋友兼翻译何雨珈互开玩笑,发我们做的食物照片,她会把她在成都用烤箱做的西式蛋糕和饼干拍照发给我。家庭烹饪的地位、特征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。

另外,现在中国的外来务工人员住在城市里,孩子们留在乡村。这完全改变了传统家庭饮食文化的语境,因为家里通常是爷爷奶奶给孙子们做菜,却没有把相关的技能和知识传给爸爸妈妈这一代人。

城市里其实也一样,经常是爷爷奶奶给小孩张罗饭菜,中间一代不会学习如何做饭。我很多朋友就是如此,他们没有从上一代学习和传承做菜技能和饮食传统。我发现,很遗憾,中国的年轻人在极大的学习和竞争压力下,没有时间休闲、娱乐,没有时间了解食材、烹饪的。

我觉得这里部分原因是,做菜烹饪的职业在中国不太被人看得起。自从我的书中文出版以来,在采访里我常被问到,作为剑桥大学的毕业生,我决定不再追求学术,而是写和食物相关的书,父母是怎么想的。

另一饮食方面的代际变化,跟我上面谈到的也有关。刚来成都时,这里的食物新鲜又健康,我非常吃惊,尤其是这里人们吃的肉比英国和美国人少得多。通常的做法是,把一整块肉——只够一个美国人吃一顿的那种——切成小块,和蔬菜炒在一起,够好几个人吃。肉像是一种调料,而非主菜。人们会吃很多健康的谷类和蔬菜。但现在中国人吃肉、鱼和海鲜也越来越多,好吃是当然的,但对环境其实很不友好。像西方,美国人、英国人这种太多肉食的生活方式,是很不可持续的。

西方人问,我们怎么能少吃肉?怎样才能吃得既美味又健康,还不给环境带来压力呢?其实中国的传统里是有这方面答案的。讽刺的是,年轻一代可能已经忘记了,或者并不在乎把它传承下来。

我再说最后一点,关于川菜。论健康、美味,川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大家对川菜的刻板印象是它们非常辣,但实际上在90年代的传统成都菜里,尤其是家常菜,是很注重膳食平衡的。要做麻婆豆腐,一般会配清淡的汤,炒一点蔬菜,非常健康。

钱佳楠:我必须得说,在我成长过程中,妈妈坚决不让我下厨房学做饭。也许就像扶霞所说,她想让我心思都放在学习上。这个决定其实还有一个很女性主义的面向,就是她担心如果我学会了做菜,以后可能就会顺着社会期待成为家庭主妇。

我第一次写小说是在爷爷去世之后。我非常敬爱他。尽管那时我已经是大学生了,中国的传统葬仪依然让我很困惑。

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人冲到灵枢前,哭天抢地,仿佛是这个家的亲密一员。我当时不太理解这种表演性质的做法,就试着去弄清楚。幸运的是,这些小故事帮助我获得了母校的小说奖项。也就是那个时候,我知道我可以写作。

但其实我写非虚构更早,起源也更有趣。第一篇叫《打鼾》。没错,标题就叫这个。那时我才10岁,当然也没有发表,纯粹为了好玩。那个夏天我去了外婆家,有天早上我醒来,突然想描绘一下这个家里每个人是怎么打鼾的。

故事带给我们情绪的起伏,这些情绪最后凝结成亲情的纽带。也让我更好更深入地去体察家人。我直到二十多岁,都还是我妈妈帮我洗头。她并没有溺爱孩子的习惯,但这件事她做了很久。那时我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寻常,因为我们住在上海一间一居室的公寓里,没有淋浴房,洗头都用厨房的水槽解决。热水器又老又坏,水温也不稳,妈妈帮忙摸摸温度是很自然的。后来我才知道,其实外公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,都还在给我妈妈洗头发。我也这才发现洗头发其实是妈妈表达爱的方式。我自然就更懂得珍惜了。由此我也意识到,故事可以让逝去家人的记忆更恒久。

我20多岁开始发表小说,非虚构则成为我拓展生活和观察的边界的方式。我的父母曾深受90年代国企下岗的影响,我曾经在数年间断断续续采访了一些下岗职工。

由下岗潮引发的背井离乡打工淘金,让我从那时起,就开始格外关注迁移的人。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,我都像个局外人。如果不是在美国生活过,我对家乡的观察就很难有新的参考系。在美国,当地人认为稀松平常的事,却可能会让我觉得很值得探究。

我对世界和人性仍然充满着好奇。每一天都真的会有惊喜。仅仅在街上闲逛、与人交谈,你就能捕捉到无尽的趣味。同时也按捺不住与读者分享的冲动。

烹饪自不消说。餐馆,很多西方人认为最初出现在18世纪的巴黎,但其实早在中国宋朝的杭州和开封就有了,文化根源上是非常中国的。

传承,不仅仅是指菜谱或是做菜技艺的传承,还包括比如老字号,像晚清成都出现的陈麻婆豆腐,经历了国有化,再私有化,传承至今。

前两个其实还是延续前面提到的。比如每到重要的时候,妈妈都会做一桌喜庆的菜。上海有道很有名的菜,我也很想念,叫四喜烤麸,其实大概就是四道面筋,寓意祝福。逢年过节,或是每逢大考,她一定会做这个。而且绝不能由黄鱼,因为俗话讲“黄鱼脑袋”,意思是脑子不好使。

夙愿也是关键词,尤其是最近几十年。我爷爷那一代经历过战乱,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每个人都能安然无恙,当时能实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对我父母来说,他们的夙愿是去上大学,但他们都没能实现。所以他们才坚定地要我考学。这应该能够代表很多我这一代和我们父母辈的共同心声。

扶霞·邓洛普:佳楠刚刚谈到了局外人视角,这个我很有共鸣。我的文字本来是面向西方读者的,但现在许多中国读者说,我的作品让他们了解或注意到中国饮食和文化的一些东西,很多他们已经淡忘了。

20多年以来,我大部分时候都是所在场合唯一的外国人,说的也不是母语。直到现在实际上还是挺困难的。而且,混在厨师里,我还经常是唯一的女性。很有趣,也很有挑战性。

比如说,中国有很多与食物和烹饪有关的词汇是无法翻译的,英文中没有对应。真的没有。举例来说,中文里的“口感”这个词。《鱼翅与花椒》里就有一章叫“嚼劲”。中国人在意口感的细腻丝滑,而西方人一般认为这种比较恶心。所以英文中用黏滑、油腻、油滑来形容,听起来就不舒服。

对我来说,写中国菜肴的难点,是要从爱和情感出发,写得俏皮有趣,用“嚼劲”这类词开西方读者的玩笑。同时也让他们了解到,食物还可以从新的视角来品鉴。不妨尝试着去接触。

钱佳楠:六年前,我对写作产生了疲倦感。我那时在一所国际高中教书,工作稳定但生活其实十分干瘪。我觉得似乎开始重复自己了,一切都索然无趣。我尝试了一些办法,比如去上海不同的街区探索,最终也没有起到想象中的效果。

有时候,爱荷华写作工作室的同学会说,“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你作品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?不要按着我学那么多历史。”但如果我不解释文化背景,读者是无法真正理解其中妙处的,对吧?这方面我还在学习,如何讲写得有趣,把重点更多倾斜给故事本身、人物本身。

我在爱荷华认识的一位很厉害的朋友曾说:“写作,要写到一个让读者不得不在乎的境界,一个让读者发自内心觉得,我应该在乎的境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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